非法穿越秦岭为何屡禁不止？

2025年10月，一名来自湖南长沙的18岁青少年，将他的灰色背包留在了秦岭鳌太线的乱石堆中。救援队搜救了多日，却只发现他的背包。包里的现金叠放整齐，还有速干衣、充电线和那个指向家乡“长沙县某某镇”的眼镜盒。

这不是第一个案例，早在今年2月，另一名18岁的穿越者孙某，在失联10余天后从同一区域被救出。他的家属为此支付了8万多元的救援费用，而孙某本人也因非法穿越被处以5000元罚款并公开道歉。

法治的“围栏”已在收紧。2020年，《西安市秦岭生态环境保护条例》施行。2025年，当地四部门再次联合发布通告。司法实践中，法院创新采用“劳务代偿”判决，让违法者通过参与林场劳动来承担生态修复责任。

然而，禁令之下，非法穿越秦岭为何屡禁不止？

首先，是流量经济与商业利益的强劲驱动。　

检查站和罚单，拦不住被流量点燃的冒险之心。逐利者推波助澜下，仅一家旅行社，一年内就非法组织穿越155次，参与人数超3800人。短视频里“成功穿越”的片段，比任何警示牌都更具煽动力。

其次，是执法落地与违法隐蔽之间的现实困境。

“他们通过微信群组织，执法机关很难发现证据。而且生态损害需要多少钱修复，数额很难确定。”西安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法官周玲玲道出了执法现实。

面对广袤山区，人力监管存在天然盲区，导致“发现难、劝阻难、处罚难”。

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丁岩林点出了法律衔接的空白：“条例虽然有禁止规定，但后续缺乏具体的制裁手段。”

最后，是部分穿越者对规则意识的淡漠与认知的错位。

一些人将“征服险境”作为炫耀的资本，更有甚者，心怀“法不责众”的侥幸心理，错误地将“禁行区”与“网红打卡地”划等号，认为“别人能去我也能去”。

对此，西安市晨曦减灾应急救援中心主任赵芳玲不止一次地劝告：“这些地方不是有腿就能上，这种行为是拿生命去赌。”这句话的背后，是一个家庭沉重的付出。2017年，赵芳玲的爱人、救援队前队长黄忠文，在救援非法穿越者时不幸坠崖牺牲。如今，赵芳玲带领着一支由外卖员、企业主、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者队伍，继续着这份用业余时间奉献、不求回报的救援事业。

真正的出路，在于“共治”。技术的围栏与人心的敬畏必须同时筑起。电子围栏、无人机巡航系统正构建着“无死角”的监控网络。但专家直言：“那么大的山，要发动群众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”

最终，能真正拦住脚步的，从来不只是有形的检查站。它应该是内化于心的对法律的敬畏、对自然的尊重，以及对生命最基本的珍视。（群众新闻记者 张超 王轩宇）